2013 年9、10 月，習近平主席相繼提出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重大戰略倡議，在國際社會引起熱烈反響和廣泛響應。中外專家對“一帶一路”建設十分關注，普遍贊譽“一帶一路”倡導的開放包容、和平發展、互利共贏理念，并提出了一系列意見和建議。本報告對一個時期以來國內外專家的相關意見和建議進行綜合梳理，提出以下操作思路：爭取民心、夯實合作基礎；人文先行、帶動經濟合作；立足產業分工大布局，促進互聯互通、貿易聯通、貨幣流通。為了使“一帶一路”建設因勢利導、水到渠成，建議把握深化互信、妥善應對外界關切；轉變并創新與發展中國家的合作模式；形成國內合力并突出企業主體作用等推進策略。

2013 年9、10 月，習近平主席相繼提出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重大戰略倡議，在國際社會引起熱烈反響和廣泛響應。中外專家對“一帶一路”建設十分關注，普遍贊譽“一帶一路”倡導的開放包容、和平發展、互利共贏理念，并提出了一系列意見和建議。本報告對一個時期以來國內外專家的相關意見和建議進行綜合梳理，提出以下操作思路：爭取民心、夯實合作基礎；人文先行、帶動經濟合作；立足產業分工大布局，促進互聯互通、貿易聯通、貨幣流通。為了使“一帶一路”建設因勢利導、水到渠成，建議把握深化互信、妥善應對外界關切；轉變并創新與發展中國家的合作模式；形成國內合力并突出企業主體作用等推進略。以下是我們在綜合調研近期國內外有關輿情、學術研究報告、國際研討會中外專家觀點的基礎上，綜合梳理出關于“一帶一路”建設的意見和建議。

關于“一帶一路”的內涵

“一帶一路”的內涵深刻豐富，專家們從不同視角作了解讀，普遍贊譽“一帶一路”所蘊含的開放包容、和平發展、互利共贏理念。

國內專家普遍認為，無論是“絲綢之路經濟帶”，還是“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都蘊含著以經濟合作為基礎和主軸，以人文交流為重要支撐，開放包容的合作理念。特別是“一帶一路”將中亞、南亞、東南亞、西亞等區域連接起來，有利于各區域間互通有無、優勢互補，建立和健全亞洲供應鏈、產業鏈和價值鏈，使泛亞和亞歐區域合作邁上新臺階。有專家表示，雖然目前“一帶一路”主要內容仍在研究之中，但應優先推進政策溝通、道路連通、貿易暢通、貨幣流通和民心相通等方面達成共識。

上海合作組織研究中心主任陳玉榮等提出，“一帶一路”應分階段實施，近期目標重點是道路、能源管線、電信、港口等基礎設施“共建”和互聯互通，提高貿易和投資便利化程度；中期目標可在條件成熟國家和地區朝自由貿易區邁進，打造中國與東盟自貿區升級版，與中亞國家建立自貿區，將非洲東海岸和拉美地區環太平洋國家納入合作機制；遠期目標是建成覆蓋中亞、南亞、西亞、歐洲、非洲、拉美國家的自由貿易區群，覆蓋全球100 多個國家。

國外智庫和專家學者對“一帶一路”倡議給予了高度關注，大多從中國崛起的角度解讀其內涵。世界銀行前副行長帕拉西奧在“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國際學術研討會”上表示，古絲綢之路成為文明溝通橋梁的代名詞，不沖突不對抗的獨立外交政策是新絲綢之路的精華所在。開羅大學亞洲研究中心主任薩利赫認為，“一帶一路”構想與“中國夢”的理念相輔相成。新加坡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認為，絲綢之路既是中國古老文明的一部分，也是當代中國文明在國際政治舞臺上自信和復興的有效方法，是大國崛起所依托的時代精神。他還提出，絲綢之路的核心是貿易，中國對外關系的核心是經濟貿易。緬甸資深媒體人吳溫丁認為，中國領導人高瞻遠矚，提出了“一帶一路”設想，這也是為了解決和平發展、共同發展的問題。但是，也有部分國外學者質疑“一帶一路”深層的地緣政治動機。俄羅斯學者、遠東研究所副所長盧賈寧認為，該構想試圖重新劃分太平洋到歐洲的經濟版圖，是遏制美國并將其趕到大西洋的有效武器，是從根本上改變世界美元架構的起始平臺。日本《外交學者》雜志副主編蒂耶齊刊文稱，該構想是“珍珠鏈”在新的名義下繼續發展壯大，使美國、印度等國家的戰略家感到擔憂。

國內有專家認為，需要對“一帶一路”的內涵作更加全面清晰的闡釋。但是，也有專家認為，“一帶一路”內涵博大精深，本身就是理論創新和探索，需要在實施過程中不斷豐富深化，不宜過早限定其內涵邊界。

關于“一帶一路”建設的操作思路

——爭取民心，夯實合作基礎

國內專家建議，要多渠道、多層次培養對華友好力量。利用援外資金和資源，加大官員培訓、教育交流、文化交流、資助研究等保障力度，注重做人的工作，培養“知華派”、“友華派”。廣東、廣西、福建等地的僑務工作者還建議，要發揮好海外華人華僑的作用，采取親情加經濟的方式，涵養僑務資源，重點做新生代華人工作，使之成為促進經貿往來的“催化劑”，化解疑慮的“粘合劑”。

對于海外華人的作用，國外專家的看法值得關注?？▋然鶉H和平基金會研究員黃育川2014年4 月25 日刊于《外交學者》網站的文章指出，海上絲綢之路的一項挑戰是，在促進中國對外投資的時候要爭取更大范圍的群體，而不光是依賴東南亞華人，這勢必意味著所有重大行動或正式接觸都必須在政府間共同利益的保護傘下進行，因為這把保護傘有助于打消顧慮。可以鼓勵在企業或個人層面與海外華人展開非正式接觸和私人接觸。

專家們還強調，“一帶一路”沿線各國文化各異，民族宗教復雜，經濟發展水平差異顯著，各國人民利益訴求不一，要針對千差萬別的情況，做深入細致的輿論工作，爭取民心。解放軍國際關系學院教授成漢平等認為，當前我國在東南亞國家面臨的輿論環境較差，與發展良好的經貿關系形成巨大的反差，其原因除領海主權爭議外還有貿易不平衡、越南等國的小國心態和西方背景非政府組織的輿論操縱等多重因素。

——人文先行，帶動經濟合作

一是大力推進文化教育交流。國外專家普遍強調文化交流、青年交流、學者交流和民間交流的重要性。吉爾吉斯斯坦文化、信息和旅游部原部長蘇爾丹拉耶夫認為，沒有人文合作的發展，很難實現經濟合作的進步，希望通過人文橋梁，促進絲綢之路國家間合作的復興。德國專家建議與有關國家合作編寫歷史教科書，共同挖掘歷史文化遺產，加強文化認同感。同時建議借鑒波羅的海國家民間組織推動城市間人文交流，從而推動政府間合作的經驗，從軟性的外交中獲得持續不斷的政治動力，通過軟實力外交，消除硬實力的顧慮。

二是共同發展旅游業。中外專家一致認為，旅游業是促進經濟合作和民心相通的重要抓手，可作為“一帶一路”建設的先導產業。復旦大學亞洲經濟研究中心主任袁堂軍認為旅游合作能讓雙方百姓更多了解對方國家，消除偏見和誤解，同時帶來大量的人流、物流、信息流和資金流，有力推動經貿發展。有旅行社負責人建議，旅游合作的深度開展，要以資源、客源、市場和利益共享為目標，積極推動市場相互開放，共同建立旅游便利化機制。

三是多方合作，搭建交流合作的綜合平臺。希臘教育部原部長季亞曼托普魯等提議設立“絲路文化之都”項目，每年由一個沿線國家組織文化活動，涵蓋文化科技展覽經濟合作，并進行定期評估，用標準化方式推行，市場化運作，建立人文交流長效機制，淡化“文化輸出”痕跡。歐洲一些國家，如希臘、西班牙等國都表示了主辦這類交流活動的濃厚興趣，可考慮與這些國家合作舉辦。

——立足產業分工大布局，促進互聯互通、貿易聯通、貨幣流通

一是對接對方需求，加強產業合作。許多專家建議通過產業合作幫助沿線發展中國家實現產業發展和產業升級的需要，以企業為載體搭建產業合作平臺，促進產業鏈對接整合，提高區域經濟深度融合。如中國社會科學院葉海林認為，中越可以繼續推進農業貿易和農業生產領域合作，幫助越南發展臨海型初級重工業，可通過成立中越產業對接投資促進機構的方式促進合作。青島對外友協原會長趙雪芳建議借鑒青島橡膠谷公司在泰國、馬來西亞等東盟國家建立橡膠產業集群，搭建產業平臺的成功做法，與東盟國家打好“橡膠牌”。

二是建設產業園區，促進互聯互通。許多專家指出，目前互聯互通的主要問題是公路、鐵路、港口等基礎設施聯而不通、通而不暢。東南亞柬緬越等國港口基礎設施滯后，通關便利化程度較低，通而不暢制約經貿往來。我國多家港口企業負責人建議，利用我國港口企業技術資金優勢，“組團”投資港口建設并建設配套產業園，保證港口貨源。鄭永年也建議，我國與絲綢之路沿邊沿岸國家開展互聯互通等基礎設施合作中，要與工業園區建設結合，這些國家的發展不僅需要基礎設施，更需要經濟平臺。這既有助于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也有助于其他國家的經濟發展，同時不會被其他國家視為戰略上的威脅，可調動合作的積極性。

三是提升便利化水平，促進貿易投資。專家們建議，政府應大力推動與“一帶一路”國家簽署地區多邊投資保護協定，放寬市場準入，擴大開放合作領域。為雙、多邊投資項目提供共同的法律保護和爭議解決依據。提升通關效率，降低商品流通成本。加快貿易和投資自由化與便利化進程，創造更加自由開放的貿易投資環境。中國—東盟自貿區商務理事會執行理事長許寧寧表示，我國對東南亞國家投資雖不斷增長，但累計投資僅300 多億美元，在該地區的國際投資力量中明顯偏弱；而歐盟達2000 億美元，美國達1600 億美元，日本為1000 多億美元。今后如何根據海上絲綢之路建設的需求，保質保量完成投資目標，扭轉我國在國際投資格局上的弱勢，是經貿合作面臨的重要挑戰。

——依托實體經濟，帶動人民幣國際化

中國銀行戰略發展部研究員李建軍等專家認為，“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與我國有良好的經貿合作條件和合作基礎，是人民幣邁向區域化進而實現國際化的第一“實驗田”。恰逢美歐金融危機引發東南亞對美元風險的警覺，我國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貨物貿易國，人民幣“南下”正迎來窗口期。袁堂軍等專家認為，人民幣“南下”需依托實體經濟，通過樹立我國在亞洲產業分工中的樞紐地位，推動貿易結構平衡。

關于推進“一帶一路”建設需把握的幾個策略

——深化互信，妥善應對外界關切

專家們認為，“一帶一路”建設的障礙和不確定因素主要是來自美國、俄羅斯和沿線有關國家的疑慮。減少疑慮、建立互信至關重要。可考慮從以下方面入手：

第一，善用恰當話語體系，闡釋倡議內涵。國內專家普遍認為，要突出“一帶一路”和平、包容、共贏的發展理念；強調政治上相互信任尊重，經濟上平等互利共贏；“一帶一路”不是“中國經濟擴張”，也不是“中國一家獨大”，更不是謀求海洋霸權，不謀求地區事務主導權和勢力范圍。鄭永年認為，絲綢之路可以幫助確立中國和平崛起的話語權。他認為，國內有些研究和話語經常把經濟活動戰略化，用戰略甚至是軍事戰略的概念來描述中國的對外經貿策略，用“西南戰略大通道”、“橋頭堡”、“西進”等概念，給地方政府或者企業的貿易投資行為人為添上戰略色彩，把本來可以成為軟力量的東西轉化成硬力量了。日本在二戰中就曾用過類似話語，讓亞洲國家非常敏感。印度對“西南戰略大通道”很警覺，擔憂中國會損害印度國家利益。東盟國家對“橋頭堡”也很警覺，認為這個概念包含過多的軍事因素。俄羅斯則對中國的“西進”非常擔憂。從歷史看，絲綢之路的核心是經貿，其性質是和平的。他建議不要把絲綢之路的話語“戰略化”。曾任駐哈薩克斯坦、古爾吉斯斯坦等中亞國家大使的姚培生也表示，應強調中國不搞單邊主義，不把自己的意志強加于人，避免使用“西進”、“崛起”等帶有單邊色彩的概念引起外界疑慮。

第二，兼容并蓄，對接現有區域合作機制。絲綢之路經濟帶上，俄羅斯是最具影響力的大國。目前，俄主導的機制有關稅同盟、歐亞經濟委員會、跨西伯利亞運輸委員會等。中亞地區影響較大的合作機制還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988 年啟動的“綜合研究絲綢之路——對話之路”項目；日本的“絲綢之路外交”、美國的“新絲綢之路”計劃以及“北南走廊”計劃。歐盟前駐華大使安博指出，俄羅斯對前蘇聯國家持有“主權有限論”，會對中國的進入保持警惕。中國若強調在“一帶一路”中與俄羅斯合作共贏，應會得到俄的支持。海上絲綢之路面臨美國以及日本、印度等地區大國主導的多、雙邊機制的競爭，加之南海領海主權爭端，情況更為復雜。美國基辛格協會副會長雷默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陸海絲綢之路專題研討會”上建議，陸海絲綢之路構想應加強與現有地區機制的銜接，找到各機制的互通性，協調配合，相互促進。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李向陽認為，“一帶一路”具有合作方式的多元化和合作對象的開放性兩大特征。其兼容并蓄的優勢，可以實現與現有區域機制的對接。

第三，擴大與各方的利益匯合點。多位專家建議，我國應與沿線各國當地企業、西方企業以及相關國際機構合作開發，通過構建多方利益共同體，減少外界阻力和疑慮，降低政治風險，提高合作的可持續性。如應善用多邊金融機構，聯合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組織共同為大型項目提供融資。我國倡議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應采取開放式的合作模式，形成多邊協作的金融平臺。鄭永年認為，絲綢之路的開放理念要體現在操作層面，首先要向合作國開放，讓當地社會和老百姓分享發展成果；也要向其他國家開放，讓有能力的外國公司都能參與到這個大構想中來，共同把這個構想做好。

——創新合作模式，實現與發展中國家的互利共贏

推進“一帶一路”建設，要實現與發展中國家合作模式的轉變，創新合作模式，真正實現互利互惠。復旦大學教授趙華勝認為，中國與發展中國家合作的傳統模式是輸出廉價消費品，獲取能源礦產資源。這種模式的潛力接近用盡，也越來越不受歡迎。“一帶一路”旨在打造我國改革發展和對外開放的升級版，以推銷廉價商品和獲取礦產資源為目標的模式也與之相悖。以新模式取代舊模式并不是停止輸出消費品和放棄開發海外礦產資源，而是通過增加新的內容，改變合作的形式和內涵。新型合作模式應以推動“一帶一路”沿路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現代化為要義，這是我國與這些國家共同利益的真正契合點。新型合作不僅符合對方國家的利益和需求，還將提升中國經濟存在的形式，從以商品存在為主進入到實體經濟，同時有助于改善我國的形象，提高我國的政治地位。“一帶一路”建設只有對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訴求作出回應，才會為這些國家所真正接受。

姚培生也認為，在烏茲別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等中亞國家，過去一個時期，中國商人慣用的經商模式并非互利共贏，使這些國家對“絲綢之路”的根本目標保持警惕。哈薩克斯坦也已表示不愿僅作為中國商品傾銷市場和原材料供應基地，希望通過合作實現產業升級。越南對中越間公路建設一再拖延也有對其經濟安全的擔憂。

——形成國內合力，突出企業主體作用

國內專家普遍建議，要合理界定和發揮我國政府、企業及智庫等非官方組織的作用，在“一帶一路”建設中形成合力。

建議政府做好對外政策溝通協調，營造良好合作環境，對內強化統籌協調，如設立“一帶一路”建設部際協調機制和有關省市參加的地區發展協調機制，內外結合，統籌兼顧，既發揮各部門各地區的積極性，又要避免“一哄而上”和惡性競爭。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張蘊嶺認為，國內地方政府“一哄而上”和企業畏難觀象并存。有實力的民營企業更不積極，這就需要政府層面加大統籌和協調服務的力度。

專家們提出，要樹立企業貿易投資合作主體的地位，引導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參與，降低一些國家的疑慮，但同時要引導企業按照市場規則守法誠信經營，強化企業社會責任意識和可持續發展意識。姚培生認為，過去十幾年，我國企業在快速推進“走出去”過程中過于粗放，在一些第國家留下負面印象。在吉爾吉斯斯坦，部分企業利用當地法律漏洞和混亂社會局勢牟取暴利，搶占市場，頻頻發生與當地居民的糾紛，影響惡劣，對中國企業今后的進入帶來困難。因此，在我國新一輪對外開放中，政府和行業組織有效教育引導企業和員工樹立良好企業和公民形象尤為重要。

專家們建議，在企業境外投資過程中，要更多與社會組織合作。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劉阿明認為，東南亞很多國家的精英都受過西方教育，認可非政府組織，我國也可培育包括智庫在內的此類組織，為企業提供投資評估咨詢，尤其是如何權衡經濟利益與社會公益，幫助樹立良好的企業和國家形象。專家們也提出，目前，我國各類研究機構和高校在周邊國家研究方面力量相對薄弱，急需增強有關研究力量，深化“一帶一路”國家國別研究，與有關國家智庫構建合作網絡，加大援外培訓、學術交流、政策研究、人才培養力度，增強“一帶一路”建設的智力和人才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