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九大報告專門就“一帶一路”作出論述，一是作為區域協調發展的戰略，二是定位為中國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這充分反映了“一帶一路”建設對中國發展和世界發展相輔相成的雙重意義。

“世界正處于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進入國際秩序的轉換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人民“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的時代三部曲正在奏響“強起來”的第三樂章。

就中國與世界的關系而言，習近平新時代是中國走進世界舞臺中央，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深入參與和引領全球治理，推動國際秩序向更加公正、公平方向發展的新時代。“一帶一路”凸現了中國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國際關系民主化的國際關系觀、和平發展與合作共贏的世界秩序觀，是實實在在的解決全球化難題的中國方案。

就世界格局而言，基辛格說，當今的國際體系正在經歷四百年來未有之大變局，說的是1648年歐洲結束30年戰爭、締結《威斯特伐利亞條約》以來“世界島”或者“中心—邊緣”世界格局的終結，地緣政治進入新時期。換言之，“美國世紀”已經終結，世界進入“后美國時期”。

新時代面臨的國際環境更加錯綜復雜，各種周期性矛盾集中爆發，世界正在經歷時代性變遷的巨大變化和“陣痛”，機遇空前、挑戰嚴峻。這就是“一帶一路”建設的大背景，其有以下三大特點。

一是美國作為現有國際秩序和全球治理體系的主導者，認為全球化偏離了“美國化”軌道，不愿繼續提供全球公共產品，開始修改或重新制定國際規則?，F在西方經常指責中國是國際規則的“修正主義者”，其實美國才是真正的“修正國家”，已成為國際關系和全球治理的最大變數。

特朗普政府以“美國第一”為由，決定退出氣候變化《巴黎協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重啟北美自貿區協定以及與中國、韓國、歐盟國家的多雙邊貿易安排，力爭為美國獲取盡可能多的短期利益，對國際關系和全球治理構成嚴峻挑戰。“美國第一”本無可厚非，但是如果以犧牲他國利益為代價，則是國家利己主義，將使全球治理“碎片化”更加嚴重。

二是資本主義發展到金融資本階段，其制度內在的資本與勞動矛盾，或者說市場效率與社會公平失衡問題，由于西方長期過于依賴市場作用，政府無所作為，致使貧富差距持續擴大、民粹主義興起，造成社會分裂、政治極端化嚴重，已經影響其政治生態，引發資本主義制度性危機；與此同時也對全球化產生巨大沖擊，“逆全球化”力量上升。

事實證明，發達國家資本收益率數十年一直高于GDP增長率。資本是全球化最大獲益者，在沒有約束的情況下，全球化利益和財富分配嚴重不公，向少數人和利益集團集中，造成發達國家社會不公現象嚴重，成為“逆全球化”的主要推手。而世界經濟增長動能減弱、金融風險積聚、經濟結構性調整壓力增大，使各國對經濟發展前景普遍感到擔憂。

三是地緣政治更趨復雜敏感給大國關系和世界格局帶來極大的不確定性、不穩定性，美俄對抗有增無減，關于新興大國與守成大國必然發生沖突的“修昔底德陷阱”之說不絕于耳，地區熱點問題此起彼伏，世界既不安寧也不安全。

大國關系緊張與地緣政治矛盾相互作用，可能進入惡性循環，既影響世界和平，也阻礙經濟發展。其中很重要的因素是世界面臨文明沖突還是文明融合的困惑。當今世界許多問題和沖突從根源上看，都與缺乏文明對話和交流有關。

美國主導的西方文明一直有著強烈的“優越感”，認為其文明最優秀，政治制度也最好，并把文明和政治制度分成三六九等，極力推廣西方自由民主思想及其政治制度，抹黑其他文明及其政治制度，并把各種沖突都歸咎于“文明沖突”。1993年亨廷頓先生的“文明沖突論”就是其重要理論基礎，而米爾海默斯教授2014年新版《大國政治的悲劇》則進一步拓展為進攻性現實主義國際關系理論，提出“離岸平衡”的戰略來對付新興大國的崛起。

面對這些嚴峻挑戰，當今國際社會應對挑戰的指導思想、思維方式和機制模式都顯不足，全球治理也因此出現混亂和“無序”。許多專家把這些難題以及國際社會應對乏力比喻為“灰犀牛”現象。“灰犀牛”也好，“黑天鵝”也罷，問題出在應對挑戰的思想匱乏、機制欠缺、模式落后。

中國國內治理的成功、經濟騰飛的奇跡和中華文明的深厚積淀，使世界目光自然而然轉向中國，特別是十九大提出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希望從中汲取營養，產生全球治理的新思想、新方案。

習近平總書記說，“中國以后要變成一個強國，各方面都要強。”毫無疑義，“各方面”自然包括中國對全球治理的貢獻。面對國際秩序和全球治理強烈的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中國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引下，順應歷史潮流，通過G20、聯合國、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等各種平臺，提出了建設“一帶一路”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中國思想、中國方案，為解決全球化難題給出了思路清晰、方案到位的“答案”。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一帶一路”，這一中國方案的貢獻在于以下幾點。

首先，表明中國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體現了中國新的大國觀和強國道路。習近平總書記倡導以“共商、共建、共享”精神推進“一帶一路”建設是新時代中國構建對外開放新格局的思想結晶，深刻揭示了中國新的大國觀和強國之路。中國堅定不移地走和平發展道路，不搞侵略、不稱霸，支持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多邊主義，主張國家無論大小貧富，一律平等，全球治理應該由各國共同參與、協商合作。

第二，“一帶一路”代表的中國方案深深植根于中華文明的核心價值觀，“和而不同”“天人合一”。我們生活在相互依存日益緊密的地球村，通過“一帶一路”來建設“美美與共”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是歷史的必然，體現了中國的“天下觀”。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是人類發展的大思路，“一帶一路”則是國際合作新模式、新平臺。

中國倡導的國際合作將完全擺脫過去西方以意識形態或者經濟水平劃線的模式。不管是中國人、美國人、法國人、印度人，我們都是“地球人”，都是人類和世界的一部分。

中國堅持國際關系民主化，推動建立平等相待、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系，結伴不結盟、合作不對抗，反對“你輸我贏或我輸你贏”的“贏者通吃”叢林規則。“一帶一路”建設有助于建立“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系和人類命運共同體。這是“路”與“道”的關系。

今年5月“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提出的“絲路精神”，已經成為一面國際新型合作的旗幟?，F在，代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外交新思想的“一帶一路”倡議和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不僅扎根于中國外交實踐，也得到世界各國的歡迎。聯合國及其安理會都對中國的新思想、新方案予以肯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G20、亞太經合組織、上海合作組織、金磚國家機制，也都高度評價和支持中國的新思想、新方案，認為這是中國作為全球性大國，開始提供世界亟須的“全球公共產品”。

第三，習近平新時代與全球化新時代同步，體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一帶一路”，對幫助全球化戰勝“逆全球化”，對推動全球治理改革沿著正確方向發展具有世界性指導意義。中國是現有國際體系包括全球治理體系的維護者、建設者、改革者。改革不是另起爐灶，是積極推動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改革向更加普惠、公平、合理的方向發展，讓廣大老百姓有更多的獲得感和幸福感。中國國內治理的目標如此，對全球治理也會這么做。中國到2020年實現第一個百年目標，徹底消除絕對貧困，實現全面小康，與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方向一致。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深入人心，新時代中國外交強勁有利，將更加積極進取，“達而兼濟天下”，自覺踐行中國作為全球性大國的國際責任，為世界和平與發展作出新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