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013年9月和10月分別提出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倡議以來，時間已過去6年，“一帶一路”正從倡議走向落實，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筆者想從“文化流動”的角度來談談對“一帶一路”建設的認識，主要談如下三個方面的內容。

文化流動是推動世界文明進步的重要方式

第一，文化流動促進了人類文明的存續與發展。

世界充滿了流動。茫茫宇宙間的天體在流動，地球所承載的江河湖海、氣流云彩在流動，甚至微小至細胞、原子的物質也時時刻刻地處于運轉流動之中。人類社會也是這樣，現代智人出現以來，經歷了大陸、島嶼間的漫長遷徙歷史，而小麥和玉米、牛和豬等物種也漂洋過海實現了跨大陸流動。從世界文明進程來看，同樣是流動促進了人類文明的存續與發展。如17世紀初葉，北美大陸只有零散的居民點和稀疏的人口，對于當地印第安人和輾轉到此的歐洲人來說，出現一個統一的北美新民族并形成獨特的北美文化是超出當時人們想象力的事情，但開拓新大陸的殖民實踐客觀上把北美的種族、階級、文化等差異性在歷經接觸、沖突和融合后熔鑄為共同的文化價值，最終鍛造出美利堅民族，融合出獨具特色的美國文化，顯示出文化流動所展現出來的巨大活力。而從歐洲文化到北美文化的轉換中可以看到，某一區域的文化傳播到世界各地，會與當地文化結合產生新的文化形態，但文化流動在各地發揮的作用是不一樣的，結合得好就成為新的文明方式，如佛教從印度傳入中國后，受到中國固有傳統思想的改造和融合，經1000多年形成了獨具特質的新體系，傳到日本則發展出具有大和民族特色的佛教，相反，結合得不好就“水過地皮濕”。

第二，文化流動具有規律性，它體現在歷史性的縱向流動與空間性的橫向流動兩個方面。

縱向流動在中華文明中體現得最為清晰：由于歐亞大陸東部的自然地理區隔，中華文明獲得了相對獨立的發展空間，又由于早在2000多年前就實現了文字、政制上的大一統，即所謂“書同文、車同軌”，使得中華文明既源遠流長，又傳承有序，成為四大古文明中唯一未曾中斷又不斷發展的文明。與文化的縱向流動相比，文化的橫向流動更值得注意，它所造就的歷史奇跡，可能更令我們驚嘆。原來發端于兩河流域的基督教后來卻興盛于歐美地區，來自于印度的佛教，卻在東亞和東南亞形成了蔚為壯觀的氣象，而中華文明也曾遠走他鄉，輻射到周邊地區，帶動了諸如日本、韓國、新加坡這樣的國家躋身于世界民族的前列。

第三，流動頻率、人口、交通、傳播手段、文化自覺等因素影響文化流動效果。

首先是流動頻率。頻率的大小決定了文化流動的速度，也決定了文化流動所達致的效應。典型的例子就是“絲綢之路”，它形成于漢，興盛于唐，有宋一代雖因奧斯曼帝國、吐蕃、西夏等勢力的崛起而有所阻隔中斷，但元明清又得以恢復和轉變，可謂延綿兩千年而不絕。其次是人的流動，人是文化的基本載體，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文化，流動的人群是流動文化的承載者，也是文化流動最活躍的因素，紐約作為“山巔之城”，其超級活力無疑來自西歐人“發現”新大陸后全球性移民和多元文化的匯聚。只有40年城市史的深圳更是這樣，它曾經是名副其實的文化邊緣之地，但改革開放催生的新的觀念文化卻首先在這里找到了立足和生長的機會，并形成了自身獨特的文化風格。此外，交通也是最大的文化流動因素之一，如中國大運河的開通，促成了北方和南方、東部和西部文化的交流和匯通，15世紀至16世紀海洋新航路的出現，則開辟了人類全球化大交流的新時代;進入近代，隨著交通工具尤其是聲光電等現代科技傳播手段的發展，文化流動進一步加速了，這也使得現代文化產業(工業)借此得以興起，其全球影響更是無遠弗屆。最后，我想強調一下文化自覺的作用：主動接受與被動接受文化流動，其造成的歷史結果是不一樣的。如日本和韓國在唐朝是主動接受中國文化，各自派出多批次遣唐使來長安、洛陽等地學習當時世界最先進的唐文化，迅速提升了自身的文化發展水平。相反的，倘若被動地、抵抗式地接受文化流動，則有可能走入文化停滯的困境，近代中國對現代西方文明的態度，就是一個被動到主動的過程，從一律拒之門外，到所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在相當意義上就是這種文化守成主義態度的集中反映，也為此而“被迫打開大門”付出了慘重的歷史代價。相比之下，改革開放后這幾十年則是主動地對外開放，不僅在器物層面而且也在文化層面，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奠定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基礎——這正說明了文化流動自覺的極端重要性。

總之，流動是世界文明交流的重要方式，身處今天這樣一個變動不居的全球化時代，我們需要深入、全面思考人類社會發展所面臨的新機遇和新挑戰，提出并鍛造一種新的文化流動理論，以此來理解與回應世界、國家、地區和城市發展的處境與問題，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貢獻我們的智慧。

“一帶一路”對文化流動的特殊歷史貢獻

第一，“青銅之路”和“絲綢之路”促進了歐亞大陸文化的形成以及人類文明的交流互動。

廣義的絲綢之路是指遍及歐亞大陸甚至包括北非和東非在內的長途商業貿易和文化交流線路的總稱，此外還包括在南北朝時期形成、在明末發揮巨大作用的海上絲綢之路與西北絲綢之路，以及在元末取代西北絲綢之路成為陸上交流通道的南方絲綢之路等。但很多人可能不知的是，早在“絲綢之路”存在之前，就已形成一條從西亞、中亞到中國的“青銅之路”。事實上，“青銅之路”與“絲綢之路”呈現為一種歷史性的交替更迭關系。根據世界考古發現，今天的土耳其、伊拉克等西亞國家，早在公元前1萬年至公元前6000年間就出現了冶銅遺址，此后以這一地區為中心的青銅文明向外擴散，其中一個方向就是沿著歐亞大草原的“草原之路”進入東亞，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到達新疆，在公元前1700年左右經由河西走廊進入中原?？梢钥吹剑沁@一“以時間換空間”的自西向東的“青銅之路”的開辟，為后來漢唐宋元時代絲綢之路的反向興起與繁榮奠定了基礎。“青銅之路”首先實現了西亞、歐洲和東亞的相互連接，后起的“絲綢之路”則又進一步加強了三者的歷史關聯。它們的結合，為我們打開了理解歐亞大陸文化形成以及人類文明交流互動歷程的大門。

第二，與經濟價值相比，“一帶一路”的文化貢獻更加偉大。

歷史已作出了詳盡的說明，“一帶一路”對中國及世界的經貿往來和文化交流所作出的長期、巨大的貢獻是毋庸置疑的，這一歷史經驗也對我們重新思考其世界性意義和當下、未來價值提供了足夠的啟示。沒有“一帶一路”，亞、歐、非這世界上最大的連帶性大陸將被自然地理分割為一個個孤島;而正是“一帶一路”及其長期跨越了區域地理屏障的貿易和人文交往，使得亞歐大陸因文明要素的相互溝通和彼此影響，出現了多個文明中心并存的局面：先是以兩河流域為中心的西亞文明向外輸出文明要素，繼而沿東、沿西形成了中亞、東亞和歐洲等新的文明中心。如在對商王武丁配偶墳塋的考古中發現了產自新疆的軟玉，這說明早在公元前13世紀，中原就已開始和西域乃至更遠的地區進行商貿往來?！妒酚?middot;趙世家》中說：“馬、胡犬不東下，昆山之玉不出，此三寶者非王有已。”顯示除了昆侖玉，胡犬這一產自中亞、西亞的犬種也已進入中國。

然而，相對于經濟的貢獻，絲綢之路對文化的貢獻更加偉大。以中國的元代為例，由于蒙古帝國稱雄歐亞大陸，其汗國覆蓋了東亞、中亞、西亞和俄羅斯，形成了龐大的帝國統治系統，這也為歐亞大陸的交通、物質、人員往來創造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條件，日本著名學者杉山正明據此認為真正意義上的“世界史”由此開啟。事實上，正是在元朝，中國的火藥、指南針、羅盤等發明經由絲綢之路傳入西亞，進而傳入歐洲。而西方各地人士也經由這條國際通道紛至沓來，把拜占庭、阿拉伯文化帶到東方。阿拉伯天文學家扎馬魯丁曾向元世祖進獻《萬年歷》并制作天文儀器用來觀測天象，敘利亞人愛薛曾在中國創建廣惠司，用阿拉伯醫藥之法治病。馬可·波羅也是這一時期來到中國，回到意大利后，寫下了影響深遠的《馬可·波羅游記》。可以說，絲綢之路的存在促進了東西方乃至世界的文化交流，使人類相互溝通了解，并在交流碰撞中產生出奇異而豐碩的成果，使世界的和平友誼、平等互惠在這條道路上實現持久發展。

第三，歷史上的“一帶一路”缺乏充分的文化自覺，限制了其作用的發揮。

歷史上的絲綢之路所涉及的國家和地區雖多，但由于歷史的局限尤其是技術手段的制約，加上沿途自然條件惡劣，路途遙遠、舟車勞頓，使得沿線交通、貿易和文化往來成本過高，無形中也導致傳統的絲綢之路無法取得更多的成果。另外，就文化流動發展而言，中國歷史上的絲綢之路并非純粹是為了推動中外貿易、科技和文化往來，以此促進自身的發展，而往往僅僅是基于政治和軍事上的考慮，比如西漢張騫通西域，開辟了中外交流的新紀元，但也淺嘗輒止，本身并無貿易和文化交流的充分自覺;元朝推動了海上絲綢之路的大發展后，明朝鄭和下西洋，其出發點更多地是為了宣示大明王朝的地大物博和煌煌國威，同樣地，貫通東亞、東南亞的貿易和文化往來，是以中國為中心的傳統朝貢貿易系統最為重要的一部分……正是在文化平等交往上的不夠自覺，影響了中外文化流動的深度和廣度，甚至歷史性地形成了中國位居天下之中的天朝心態，不僅導致了自大和封閉，也使得傳統絲綢之路難以取得更大的發展成果。

如何借助“一帶一路”加速文化流動

首先，要高度重視文化交流合作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的地位和作用，保持開放、包容的文化氣度，把“一帶一路”建設成為文明之路、交流之路。

“一帶一路”倡議從提出到實踐，昭示著中國的改革開放尤其是對外開放事業，正在邁入一個新階段、新境界、新格局。從格局上看，首先是空間的博大，一頭是活躍的東亞經濟圈，一頭是發達的歐洲經濟圈，中間廣大腹地國家經濟發展潛力巨大。其次是內容的博大，它不但包括貿易、投資、交通等經濟領域，還涵蓋政治、社會、文化等方方面面。再次是共同利益的博大，它是基于全球共同繁榮的理念而提出的共同打造的區域經濟合作框架。最后是視野的博大，它一方面是為了實現與沿線國家的發展機遇對接、政策協調和優勢互補，另一方面，在某種意義上是以回歸傳統陸權的方式形成對近代以來處于強勢的海權的對沖。

不同于傳統的絲綢之路，如今的“一帶一路”建設，借助現代經濟、科技、交通等手段，實現了“陸上海上天上網上”四位一體的相互聯通。這不僅極大擴展了沿線國家的投資貿易潛力，同時又是世界文化的一次空前流動。作為一個涉及近70個國家、44億人口的區域經濟合作框架，“一帶一路”以經貿為中心，通過共商、共建、共享的平等互利方式實現共同繁榮。但與此同時，“一帶一路”建設同樣需要把文化交流合作當作其中最為重要的戰略舉措予以積極推進。其原因就在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國情不同、文化多樣、社會復雜、訴求各異，同時國際風云瞬息萬變，在“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之中，必然有很多的風險和潛在的對抗因素，有些現在沒表現出來，但是隨時隨地都可能爆發。這里既有經濟、文化的因素，也有政治、宗教、種族的因素，都有可能導致世界的動蕩變化，并對“一帶一路”的實施和全球化的發展造成沖擊。因此，如何化解這種風險和沖突，是至關重要的。而“文化”本身具有潤物細無聲的力量，其柔軟身姿是化解分歧、增強互信的重要手段。因此，要高度重視文化交流合作在“一帶一路”建設的地位和作用，保持平等、開放、包容的文化氣度，加強與沿線國家的文化往來，把“一帶一路”建設成為文明之路、交流之路。

正所謂“興于貿易，成于文化”，“一帶一路”建設必須打好文化流動這張牌。“一帶一路”建設最終是以文化論輸贏的，而這個“文化論輸贏”不是說中國自己獨大，而是尊重、包容各國的文化多樣性和國家文化主權，促進各民族國家文化的自由流動和創新。

其次，從六個方面入手，借助“一帶一路”加速文化流動。

第一，強化經貿關系，促進人員流動。積極促進各自的市場開放，通過簽訂多邊、雙邊投資貿易與旅游協議，為促進各國人員往來提供制度上的保障，增強文化流動的經濟推力。

第二，發揮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絲路基金的功能和作用，通過合作投資興建跨境鐵路、公路，開通更多沿線國家的國際航線等方式，完善沿線國際交通網絡，為人員往來、文化流動提供交通便利。

第三，加強科技尤其是文化科技領域的合作。科技自古以來就是文化流動的核心動力，借助目前5G、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新技術，中傳云、文旅中國等新媒體的發展浪潮，積極推動各國在科技尤其是文化科技領域的廣泛合作，包括完善現代信息技術基礎設施建設、加強新媒體軟件的國際市場開發應用等，使“文化+科技”成為加速文化流動的最大助推力。

第四，加強文化領域的項目與產品交流。通過舉辦“一帶一路”文旅發展論壇、“一帶一路”國際電影節等活動，推動中華文化走出去，增進沿線國家和地區間的了解，促進不同國家、地區文化和旅游交流合作，加強對彼此文化的了解和體認;聯合舉行博物館、表演藝術、非遺展示等國際文化交流活動，認識和欣賞各個國家最為獨特優秀的民族文化;進一步辦好“文博會”的“一帶一路”館，促進國際文化貿易發展，不斷拓展彼此在文化產業領域的合作空間。

第五，加強以城市為主體的國際交往。城市是文化的容器，是文化發展最活躍的主體，也是國家對外文化交往的主體。積極探索以“國際友好城市”為主要形式的城市交往模式，廣泛開展政治、經濟、科技、教育、文化、衛生、體育、環境保護和青少年交流等各個領域的合作，增進友誼、共促發展，使之成為促進文化流動的紐帶。

第六，也是最重要的，要高度認識和強化文化流動與交流的自覺意識，使之成為“一帶一路”建設的終極目標之一，成為世界范圍內文明互鑒互通互融的范本。中華民族是偉大的，我們在歷史上和現代取得的成就也是偉大的。但正因為如此，我們才要更謙卑地看到別人的長處，向別人學習，看到人類其他文明的長處，老老實實地學、認認真真地學。

文化因多樣性而可愛，不因單一性而高貴。真正的文化自信是包容，而不是孤芳自賞。大唐氣象之所以彪炳千秋，為世界景仰，就是它最沒有華夷之辨，胡食、胡器、胡樂、胡旋、胡俗競相開放于世界之都長安，其恣肆縱橫、包容天下的氣概，使得我們的文化更加雄渾深厚。今天的“一帶一路”帶來文化的空前流動，必造就更偉大的文明!